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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知邓大姐写了遗嘱，我很不舒服，问她:“你写的那么快干什么？ 现在还没有时间。 ”。 她说:“我写不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。 我现在精神饱满，头脑还清醒，还能动笔的时候写。 这对组织有好处。 在我有生之年，你曾为我背负过。 我死了，就不会再为我背着你了。 ”。 写遗嘱以来，邓大姐似乎心事重重，她总是对我说:“我死后，发表了给党中央的信。 只要让大家知道我不见了就行了。”
1982年，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好。 这是因为在立下最初可以公布的遗嘱后，她写下了提交自己身后具体事情的笔记，并委托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、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、保健医生张佐良、警备秘书高振普、周总理侄子周秉德和我6人如何解决她的遗物等 关于这后面事情的具体委托，我们把它叫做郝大姐的第二遗嘱。 该《遗嘱》没有正式文章，全文如下。
委托下几位同志做的几件事。
杨德中、李琦、赵炜、张佐良、高振普、周秉德组成小组，请杨德中同志担任主持，赵炜同志协助。
关于我死后的简化解决，在得到中央批准的基础上，小组将处理以下事情
，如果我生病不能帮助，请不要采取急救措施，以免延长患者的痛苦和相关党组织、医务人员和相关同志的负担。
二、未用完的工资，全部支付党代
三、与周恩来同志住在一起的房子，由原公家分配，仍然要公开解决。 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建立我们的故居
四、所有图书出版物，除中辩寄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外，除归还原单位外，还由其他共青团中央裁量分成青少年集中阅览的单位使用。
五、交我的文件、通讯、文件等文件，交中央文献事务(研究)室酌量整理。 我和周恩来同志的所有照片也交给中央文献办公室。
六、部分遗物可由公均交公或交有关部门采用。
七、我个人的遗物、服装、杂货，交给分配合用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、来往的部分亲属，以供纪念。
以上，首先感谢委托说理的同志！ 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由集团同志协商。
邓颖超
1982年11月5日
